看过《榜样3》才知道，翻译马列著作的关键人物，是宋书声老同志。翻译工作是非常繁重、非常枯燥的，要禁得起坐冷板凳，而宋书声一坐就是十多年。他在1964年担任重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的重任，意义重大。

事实上，国外著作进入我国，翻译工作者是最初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诠释者，他需要了解国外著作的各种背景，精纯掌握相关外语，还需要具备过硬的国文功底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够与国外作者产生精神上的交流。现下浮躁的社会，已然容不下冷板凳。就我所在的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而言，一些专业书的翻译有失水准，更难言理解作者的深意。我相信这样的状况有其发生的道理和背景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科技史专业的张卜天老师以30多册高质量译本被大家所熟知，只是这样的译者实在太少，而他去清华大学教书后，他的翻译工作还能否保持如此的高效率与高质量，只能拭目。我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也曾遇到翻译问题，比如，“科学文化”究竟该翻译成scientific culture、culture of science还是science culture，抑或多种英文表述的组合？为了弄清楚，我查阅学术文献和权威辞典，废了不小的劲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我看到宋书声先生在著作上标记的各种符号和内容时，我才由衷感慨，一本负责任的译作的诞生过程，不正是每一个单词、每一个行文结构的一次次理解和再理解，修订和再修订吗？

翻译著作如此，做学问恐怕也是如此，都应该好好听听“宋书声精神”。